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 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当然，这里不包括与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配套的特别行政区的有关立法。

Soergel/Siebert/Knopp, 11. Aufl. 1978，§157 Rdnr. 102 m. w. N. [52]补充性解释可分两类：它既可以一类合同为基准，也可以单个合同为基准。[109] 与之类似的是关于妊娠导致租赁合同终止的约定。

[131]Vgl. z. B. Zollner aaO （Fn. 119） § 38 VI m. Nachw.。限制婚姻自由、家庭自由，也不是私法自治可能的对象。[53]Vgl. Schwabe aaO （Fn. 7） S. 69 ff. [54]这一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托恩（Thon, Rechtsnorm und subjektives Recht, 1878, S. 350 ff.）。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判决中指出：艺术家能够通过合同限制自己的创作自由，并有义务按照自己构思的且为客户所同意的草图创作作品（判决依据3）。事实上诸如正当防卫这样的真正的正当化事由—它们在被表征的违法性的情形中所能排除的只是违法性的评价—确实可以被认为是干预权限。

这样的观点也是有根据的。因此，通过补充性解释对基本权利造成的限制应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必要性为限，并且不能给当事人造成不合比例的负担。[7]A.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The Economic Theory of Public Enforcement of Law",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8,(2000),pp.45-76. [8]这是因为，在特定时期，行政机关检查企业的概率、企业被检查到存在违规行为时承担的成本保持相对稳定。

[6]有必要将这里所指的法律规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定义的关系加以说明。主管行政机关将加盖公章，并以文件的形式对外发布。同样，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角度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作为私人执法的重要理论基础。广义的法律还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和认可的规范性文件(参见张文显著：《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5页)由此可见，笔者所指的法律规范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定义的本质。

3.司法机关的职责和职权 在通常的公共风险法制建构过程中，不太会涉及司法机关的职权和职责。这里强调最低的强制性规定隐含双重意思：一是预防与消灭公共风险的标准并不是越严格就越安全，社会公众通常会假定政府或企业对预防或消灭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生态卫生等方面的公共风险的标准设计的越严格就越安全，因为这将迫使企业提高保护公共安全的绩效。

不仅如此，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企业实施法律的成本将主要由自身来承担，这体现了公平性和效率性。对此，立法机关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规定。第五个环节是正式批准。这两个方面所展现的不同理念存在相互对立和排斥的现象。

作为一种新的公共风险监管法实施形式，混合式实施制度不同于现行的公众参与和私人执法等实施制度。在该环节，特定企业根据对自身所存在的各种公共风险源的调查、登记、评估，在征求企业各部门和员工意见的基础之上，起草适用于预防和消灭自身所存在的公共风险的法律规范。与立法机关需要权衡不同行业各种企业的复杂的和异质的需求，因而难以在短时期内达成制定或修改法律的共识不同，企业仅仅需要考虑企业自身有限的经济和结构性环境就可以迅速制定和修改相关的规范，由此，这些规范往往比较简单，但更具有操作性。混合式实施制度所体现的矛盾思想是指：一方面，作为相对人的企业享有相当的自由度来起草预防和消灭自身所存在的公共风险的法律规范，在起草过程中，就某些条款，它们甚至还可以与主管行政机关协商和讨价还价。

混合式实施制度通过物理学意义上的七个程序性环节来实现法学意义上的混合，这是一种让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深度融合的过程。在符合最低的强制性标准前提下，允许不同企业根据自身防范和消灭公共风险的能力选择不同的实施标准反而会比适用过于严格或过于宽松的统一标准能够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

四 公共风险监管法对混合式实施制度的建构 面对当前形形色色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面对诸多公共安全风险监管法律无法得到国家监管机关和各类企业有效实施的现状，混合式实施制度不失为化解诸多难题的科学方法。See Cass R.Sunstein,Laws of Fear: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9-130. [22]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567页。

然而，这两种方式往往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因过度规范而造成过于约束企业的创新力，阻碍企业活力的消极后果，并产生因过于原则而打击一些愿意改善预防公共风险技术手段的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妨碍企业追求更高绩效的负面影响。一是监督主管行政机关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履行各项职责，特别是要防止其与作为企业共谋损害公共利益，对于失职和渎职的主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起刑事诉讼。它能够兼采政府强制型实施制度和企业自愿型实施制度的优势，却避免它们的劣势。二是为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规定统一的最低标准的职责。可见，不论是《宪法》，还是单行公共风险监管法都能直接或间接为混合式实施制度提供规范依据。不难发现，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将极大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21]美国学者凯斯•孙斯坦也认为，成本与收益分析正在成为评估和管理公共风险的最为流行的方法。可见，这种自我实施制度是嵌入在国家权威体系之中的，是以国家权力的干预为前提的，也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的。

由于企业所制造的公共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在预审程序结束之后，主管行政机关和企业还应当履行公开征求意见程序，将通过预审的法律规范交由企业所在地周边的居民代表和其他社会公众代表评议。比如，依法支持企业内部执法机构独立实施法律，定期检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推翻企业内部执法机构合规建议的情况，依法约谈和处罚不执行企业内部执法机构合规建议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等等。

具体而言：将执法机构的目标定位于确保法律制度的实施，从而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区分开来。主管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负责监督企业实施法律规范。

在不违反国家公共风险监管法的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主管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性，充分考量特定企业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的实际能力。的确，面对公共风险监管法的实施任务极为艰巨与行政执法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面对公共风险领域的违法行为相当盛行且隐蔽的顽疾，为了确保公共风险监管机关能够有效执法，不断加大行政相对人的违法成本似乎成了立法者的最优选择。此外，现行的公共风险监管法律也为混合式实施制度提供了规范基础。3.监督权 作为利害关系人，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特别是周边居民应当享有非常广泛的监督权。

对于后者，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不断增加其守法义务与违法成本。以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纠正和查处违法行为的情况作为其绩效考核和职务晋升的唯一依据。

[20]换言之，公共风险监管法需要为该项制度中的各方主体配置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或者职权与职责，并为企业内部的执法机构配置相应的职权和职责。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混合式实施制度的直接的制度产品是要建立对每一个企业都适用的法律规范，因而可能给人造成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维护企业权利的印象，可是，如果运用整体主义[11]视角来分析，企业与其员工以及与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其实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围绕着企业能否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为中心展开的。

二是从主体的法律地位角度观察，虽然它们都涉及多元主体，但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制造公共风险的企业，它们经依法授权获得了为自己制定法律的权利，经过行政机关批准之后，它们成为直接的执法主体，享有了权力者的身份，而在行政参与中起主导作用的通常是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参与者的特定主体只能起到参与，而不是主导角色，它们始终处于权利者的地位。可是，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自愿型实施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将被有效缓解，甚至予以克服。

第二，与上述理念相联系，如果运用金字塔的比喻来分析，那么混合式实施制度处于金字塔中部地带。由此，在该项制度中，企业看似能够自愿和轻松执法，其实背后隐藏着比强制型实施制度更为强大的威慑力量。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角度分析，它所隐含的政治理论属于一种混合或多彩的政治理论，倡导一种混合的制度秩序。第六类是公开信息职责。

对于企业没有定期依法披露应当披露信息的行为，主管行政机关有权处罚。混合的字面意义是掺杂在一起。

第二类是在预审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时需要履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职责。而该原则无疑能为在食品安全风险领域内推行混合式实施制度提供规范依据，因为混合式实施制度所强调的个体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自己为自己制定用以预防和消灭食品安全风险、并经主管行政机关批准的法律，实质上是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与国家行政机关共同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表现。

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上述制度设计所体现的理念是：如果立法者能够以重典治乱理念作为价值取向，[4]通过设计绵密且严厉、甚至是严酷的法律责任来威慑监管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那么就能够确保它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